【nomi】評論

(C) 義利原則曾鞏《戰國策》目錄序  曾鞏原文.........夫孔、孟之時，去周之初已數百年。其舊法已亡、舊俗已熄久矣。二子乃獨 明先王之道，以謂不可改者，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為哉？亦將因其所遇 之時，所遭之變，而為當世之法，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。       二帝三王之治，其變固殊，其法固異，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，本末先後，未 嘗不同也。二子之道，如是而已。蓋法者，所以適變也，不必盡同；道者，所以立本也，不可不一。此理之不易者也。故二子者守此，豈好為異論哉？能勿苟而已矣。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。        戰國之游士則不然。不知道之可信，而樂於說之易合。其設心注意，偷為一切之計而已。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，言戰之善而蔽其患。其相率而為之者，莫不有利焉，而不勝其害也；有得焉，而不勝其失也。卒至蘇秦、商鞅、孫臏、吳起、 李斯之徒，以亡其身，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。其為世之大禍明矣，而俗猶莫之寤也。惟先王之道，因時適變，為法不同，而考之無疵，用之無弊，故古之聖賢，未有以此而易彼。譯文......孔孟的時代，距離周朝初年已有幾百年了，舊的法令制度早已不存在，舊的風俗也已絕滅。他們二位卻獨獨宣揚先王的政治，認為是不可改變的，難道他們是要強迫天下的君主去做後世做不成的事情嗎？也只是要根據他所生活的歷史時代，所遭的變化去制訂當時的法令制度，使它不失去先王的治國原則罷了。二帝三王治理天下的時候，他們的變化固然不同，他們的法制固然相異，但是他們治理國家天下的基本原則，什麼是本，什麼是末，什麼先做，什麼後做，都是一樣的。孔、孟二位的主張，只是這樣而已。「法」是用來適應變化的，不必完全相同。「道」是用來作根本的，不能不一樣。這道理是不可以變更的。所以他們二位恪守這個主張，哪裡是喜歡標新立異、與眾不同呢？只是因為他們能不隨波逐流、隨聲附和罷了。他們確實可以稱得上是不被世俗迷惑而堅於自信的人啊！戰國時期的遊說之士卻不是這樣，不知道的不容置疑，只是為他們的說法容易迎合國君的心意而喜歡，他們的居心用意，只不過是僥倖謀劃權宜之計罷了。所以他們高談闊論詭謀欺詐的便利，而隱諱失敗的可能；大肆宣揚戰爭的好處，而竭力掩蓋它的禍患。那些一個一個這樣做的，都有一點小利而有不能承受的大害；個個有所得，卻抵不上它的損失。最後，蘇秦、商鞅、孫臏、吳起、李斯這些人因此而喪身，而任用他們的諸侯和秦朝也都滅亡了。這些人是世上的大禍害，很清楚了，可是世俗之人卻仍然執迷不悟。只有先王之道，隨著時世適應變化，制訂不同的法制，考察它沒有缺點，實施它沒有弊病，所以古代的聖賢，從來沒有人拿先王之道來換取游士的權宜之計的。【評析】曾鞏與歐陽修同鄉，曾向歐陽修學習古文，深於治儒。他同意孔孟的哲學觀點，強調“仁”和“政誠”，認為只要按照“中庸之道”虛心自省，正誠修身就能認識世界和主宰世界，在政治上他反對兼併政策，主張發展農業和廣開言路。文章以儒家思想為準繩，力倡導“仁政”“禮治”，反對論詐之行，認為戰國亂世，就是因為“謀作用，而仁義之路塞”造成的，在創作風格上也跟歐陽修相近，主張“文以明道”，把歐陽修的“事信，言文”觀點擴廣到史傳文學和碑銘文學上。明朝歸有光在《文章指南》中曾作如是說：「文章意全勝者，詞意樸而文意高。意不勝者，詞意華而文意鄙，為曾子固《戰國策目錄序》無一奇語，無一怪字，讀之乃太羹元酒，不覺至味存焉，真大手筆也。”

【教甄必上】評論

戰國游士與孔孟最大的不同在於：「戰國之游士則不然。不知道之可信，而樂於說之易合。」

【呂行】評論

可以先將不可能的選項排除(B)(D)，其次，細看文章內容來判別(A)(C)。

【lama】評論

孔孟所處的時代，離西周初年已經幾百年，文王武王用過的法令制度已經散失，原先傳承的風俗薪火已經熄滅很久了；這二人竟特別闡發先王的治國體系，告訴我們（仁義）是不可變更的，哪裡是要迫使天子及其後人做不能做的事呢？也不過是要根據他們遇到的時代特點以及與以前不同的情形，來制定當代的法令制度，使之不違背先王的旨意罷了。二帝三王的統治，他們的變化固然很大，他們的方法自然不一樣，但是他們治理天下的願望，處理事務的主次、始終、先後關係的方法，不曾有什麼不同啊。孔孟的學術門徑就是這樣。法令是用來適應變化的，不一定完全相同；王道，是用來建立國家的根本的，不能不保持一致，這是不可改變的真理。所以孔孟捍衛這個，那裡是喜歡發表不同的見解呢？只是不肯無原則的附和，取悅他人罷了。可以說是不被一般人的看法迷惑並且確信相信自己判斷的人。戰國的遊說之士卻不這樣。不懂得王道可信，卻樂於說其易合。其用心措意苟且為權時之計，不作長久打算。因而討論欺詐的好處，而對弊端避諱不談；強調戰爭的好處而不談論其中的憂患。一個接一個得聽言行事者，並非沒有益處但比不上帶來的害處；得到的比不上失去的。像蘇秦、商鞅、孫臏、吳起、李斯這樣的謀士，因此而喪生，而諸侯和秦國因為施行了他們的政策而遭遇滅國之災。多么明顯，這是世界的一大禍害呀。但是俗世仍然沒有醒悟過來。只有遵循先王正確的法度，積極適應時代，做出改變，雖然法度不同，但是檢查不出瑕疵，實行起來也沒有弊端。所以古代的聖賢，沒有因此而改變自己的想法。

【水超人】評論

夫孔、孟之時，去周之初已數百年。其舊法已亡、舊俗已熄久矣。二子乃獨 明先王之道，以謂不可改者，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為哉？亦將因其所遇 之時，所遭之變，而為當世之法，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。       二帝三王之治，其變固殊，其法固異，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，本末先後，未 嘗不同也。二子之道，如是而已。蓋法者，所以適變也，不必盡同；道者，所以立本也，不可不一。此理之不易者也。故二子者守此，豈好為異論哉？能勿苟而已矣。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。        戰國之游士則不然。不知道之可信，而樂於說之易合。其設心注意，偷為一切之計而已。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，言戰之善而蔽其患。其相率而為之者，莫不有利焉，而不勝其害也；有得焉，而不勝其失也。卒至蘇秦、商鞅、孫臏、吳起、 李斯之徒，以亡其身，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。其為世之大禍明矣，而俗猶莫之寤也。惟先王之道，因時適變，為法不同，而考之無疵，用之無弊，故古之聖賢，未有以此而易彼。（曾鞏〈戰國策目錄序〉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