夫孔孟之時，去周之初已數百歲，其舊法已亡，舊俗已熄久矣；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，以為不可改者，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為哉？亦將因其所遇之時，所遭之變，而為當世之法，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。二帝三王之治，其變固殊，其法固異，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，本末先後，未嘗不同也。二子之道如是而已。蓋法者，所以適變也，不必盡同；道者，所以立本也，不可不一。此理之不易者也。故二子者守此，豈好為異論哉？能勿苟而已矣。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。戰國之遊士則不然。不知道之可信，而樂於說之易合。其設心注意，偷為一切之計而已。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，言戰之善而蔽其患。其相率而為之者，莫不有利焉，而不勝其害也；有得焉，而不勝其失也。卒至蘇秦、商鞅、孫臏、吳起、李斯之徒，以亡其身；而諸侯及秦用之者，亦滅其國。其為世之大禍明矣；而俗猶莫之寤也。惟先王之道，因時適變，為法不同，而考之無疵，用之無弊。故古之聖賢，未有以此而易彼也。或曰：「邪說之害正也，宜放而絕之。則此書之不泯，其可乎？」對曰：「君子之禁邪說也，固將明其說於天下，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，然後以禁則齊；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，然後以戒則明；豈必滅其籍哉？放而絕之，莫善於是。」（曾鞏〈戰國策目錄序〉）本文作者既知這些遊士言辭之弊，卻仍主張保留其書，其理由為何？
(A)使人能鑑於其弊而知杜絕
(B)盼能保留菁華而去其糟粕
(C)留下史錄予後人自行評斷
(D)不能因人廢言而玉石俱焚